晟红网 1952年，陶铸当众指责叶剑英搞地方主义，毛主席：这个问题他没责任

1952年夏，广州华南分局会议室里气氛凝重，空气仿佛凝固一般。刚刚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不久的陶铸，当着分局一众领导干部的面，语气尖锐地指责第一书记叶剑英，称其在广东主政期间，重用本地干部、过度迁就地方特殊情况，土改进度严重滞后，是在搞“地方主义”。这番话如同惊雷，在会议室里炸开，在场众人无不噤声。作为主政广东近三年的核心领导，叶剑英面色平静，却难掩眼底的无奈。这场公开争执，很快传到北京，毛主席得知后，当即决定将叶剑英、陶铸以及负责具体土改工作的方方，一并召到北京开会，一场关乎广东土改走向、也关乎三位干部命运的会议，就此拉开序幕。

叶剑英

要读懂这场争执的来龙去脉，必须回到1949年广东解放后的历史语境中。1949年10月14日，叶剑英率领解放军部队顺利解放广州，结束了国民党在广东的反动统治。随后，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、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、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，全面主持广东的各项工作。彼时的广东，刚经历战乱洗礼，百废待兴，不仅要恢复社会秩序、稳定物价、肃清残匪，更要推进一项关乎亿万农民命运的重大任务——土地改革。

但广东的土改，远比北方老解放区复杂得多。不同于北方老解放区以传统农业为主、社会结构相对单一的特点，广东地处华南沿海，毗邻港澳，是我国华侨最为集中的省份，同时工商业也较为发达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口结构，让土改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据当时的统计数据，居住在海外的粤籍华侨约647万余人，占全国华侨总数的60%，加上国内的侨眷，涉及人口占广东全省总人口的1/5。更重要的是，全国80%的侨汇都集中在广东，抗战前每年侨汇金额达2.6亿元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外汇的重要来源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稳定和战略物资进口。

这些海外华侨，绝大多数并非富商巨贾，而是因国内生活难以为继，被迫背井离乡，远赴东南亚、美洲等地谋生。他们在海外从事最底层的工作，打零工、扫地、做家政、开小摊贩，省吃俭用积攒下的血汗钱，通过侨汇源源不断地寄回国内，支撑着家中侨眷的生计，不少华侨还会用积攒的钱，在老家购置少量土地，作为家庭生活的保障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西方列强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，橡胶、石油等战略物资无法正常进口，而橡胶作为国防工业、轻工业的重要原料，更是紧缺。叶剑英深知橡胶的重要性，主动联系海外华侨，希望他们能协助调查海外橡胶种植情况，华侨们冒着生命危险，从印尼、马来西亚等橡胶主产国，偷偷将橡胶种子带回广东，为我国橡胶产业的起步奠定了基础。

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后来回忆，父亲当时看到华侨们带回的橡胶种子，激动得彻夜难眠，反复叮嘱身边工作人员：“这是华侨们冒着生命危险，为祖国建设带回来的种子，每一粒都来之不易。”可冷静下来后，叶剑英陷入了深深的沉思：当时全国土改正在全面推进，按照普遍政策，出租土地较多的农户，很可能会被划为地主或富农，而这些华侨在国内购置的少量土地，大多因家中缺乏劳动力而出租给其他农民耕种，如果按照统一标准执行，这些华侨的利益必然会受到损害，甚至可能寒了海外华侨的心，影响侨汇收入和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支持。

为了摸清广东土改的实际情况，叶剑英亲自带队深入广东各地侨乡调研，走访了数百户侨眷家庭，倾听他们的诉求。在调研过程中，他发现，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劳动人民，他们在海外的辛苦劳作，只为给家人谋一份安稳，购置的少量土地，并非用于剥削，而是家庭生活的保障。基于这样的调研结果，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：“在广东600万华侨中，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，他们在国外辛苦工作积剩下来的血汗钱，多在国内农村中购置少量土地，作为家庭生活的保障。他们的少量土地，除用作家属耕种外，往往由于劳动力缺乏，而租给其他农民使用。小量土地出租情形很普遍，他们很担心在土改时其小量土地被分掉。”

叶剑英深知，广东的土改不能照搬北方老解放区的模式，必须兼顾华侨利益，因地制宜。1950年，他主持起草了《关于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》，并及时上报政务院审批。同年11月2日，广东省政府召开第41次行政会议，正式通过并颁布了《广东省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处理办法》，这份文件处处体现着保护华侨利益的原则，极具针对性。

这份文件的细节设计十分严谨：标题特意只提“土地处理办法”，不含“财产”二字，严格限定了土改的处理范围，避免过度牵连华侨的其他财产；明确规定，华侨劳动人民（包括工人、职员、小商贩、自由职业者）的小量出租土地，只要每人平均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200%，均保留不动，不参与分配；在计算保留和分给土地的数量时，将华侨国外的人口与国内家庭人口一并计算，充分考虑了华侨家庭的实际情况；严格区分“出国前就是地主”和“出国后家庭上升为地主”的界限，对前者按地主政策处理，对后者则从轻处理，避免一刀切。

负责具体执行这份土改政策的，是华南分局第三书记、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方方。方方是广东本地人，熟悉广东的风土人情和华侨情况，他在叶剑英的指导下，采取了极为谨慎的工作方法，严格区分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、华侨地主与普通地主，坚决避免错划阶级、伤害侨眷利益的情况发生。在土改过程中，方方要求各地土改工作队，必须深入调查核实每一户华侨家庭的土地情况，反复确认阶级成分，不盲目推进、不急于求成。

这样的谨慎态度，虽然最大限度保护了华侨利益，稳定了侨心，保障了侨汇收入，却也导致广东的土改进度明显慢于全国其他地区。1950年6月30日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，明确要求新解放区加快土改进度，到1952年底完成全国大陆的土改工作，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，解放农村生产力。截至1951年底，全国大部分新解放区的土改进度已超过70%，而广东的土改进度还不足50%，差距十分明显，这也引起了中央的关注。

方方

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1951年11月，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，前往广东协助开展工作。在此之前，陶铸刚刚在广西完成了艰巨的剿匪任务，他在广西期间，采取雷厉风行的作风，迅速肃清了当地的残匪，稳定了社会秩序，得到了中央的认可。此次调往广东，中央赋予他的核心任务，就是加快广东的土改进度，扭转土改滞后的局面。

陶铸抵达广东后，立即投入到土改工作的调研中。但他刚从广西过来，对广东的特殊情况了解不深，更没有充分认识到华侨问题对广东土改的影响，只是单纯地将广东土改进度慢，归结为“群众发动不够、工作力度不足”。在他看来，叶剑英和方方的工作过于保守，搞“和平土改”，没有充分发动农民群众，对地主阶级过于宽容，而且叶剑英重用本地干部，过多考虑广东的地方特殊情况，忽视了中央的统一部署，这就是典型的“地方主义”。

陶铸的性格本身就刚直泼辣、雷厉风行，加上他带着中央“提速”的任务而来，对叶剑英和方方的工作方式极为不满。很快，他就公开对土改工作提出批评，指责方方工作不力、推进迟缓，甚至在公开会议上，直接点名批判方方，并暗示叶剑英是方方的“后台”，两人联手在广东搞地方主义，阻碍土改工作推进。

陶铸的批判，让叶剑英和方方陷入了被动。叶剑英曾多次找陶铸沟通，向他详细介绍广东的特殊情况，解释之所以采取谨慎的土改政策，是为了保护华侨利益、稳定侨心，并非搞地方主义，但陶铸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，认为叶剑英是在为自己的“保守”找借口，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，矛盾逐渐公开化。

两人的分歧和广东土改进度滞后的问题，很快传到了北京。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，他清楚广东的特殊情况，但也关注全国土改的整体进度，为了妥善解决广东的土改问题，化解叶剑英与陶铸之间的矛盾，1952年6月，毛主席突然下令，将叶剑英、方方、陶铸三人紧急召到北京开会。

会议上，毛主席首先明确批评了华南分局在土改工作上的问题，指出华南分局领导在农民问题上“右了”“慢了”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，没有及时消灭封建土地制度，影响了全国土改的整体进度。随后，他将目光投向方方，语气严肃地说：“你做了10件工作，9件做得好，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，因此降你一级。”这句话，明确了对於方方的处理意见，也给在场的叶剑英和陶铸敲了警钟。

但在谈到叶剑英时，毛主席的语气明显缓和了许多，他当着三人的面，明确表态：“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，他在地方主义问题上没有什么责任，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。”这句话，直接为叶剑英洗清了“搞地方主义”的嫌疑，给了叶剑英一个公正的评价。同时，毛主席也强调：“包括剑英同志在内，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事件中总结教训，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。”

随后，毛主席对华南分局的领导分工作出了明确调整：叶剑英继续担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，负责全局工作；张云逸主要负责广西的相关工作；谭政负责军事工作；陶铸负责党务和土改工作，取代方方主持土改；方方则负责政府行政工作。这个分工，既肯定了叶剑英的领导地位，也满足了陶铸推进土改的诉求，同时也对於方方的工作进行了调整，妥善化解了三人之间的矛盾。

毛泽东和陶铸

1952年6月29日至7月6日，叶剑英、方方、陶铸三人回到广州后，立即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，传达北京会议精神，落实毛主席的指示。会议上，叶剑英主动将广东土改进度慢的责任，全部揽到自己身上，违心地做了多次检查。他深知，作为华南分局的第一书记，无论有多少客观原因，土改进度滞后，自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而且他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坚持，再引发更多的矛盾，连累身边的同志。

在一次与下属的谈话中，叶剑英满脸愧疚地自责道：“主帅无能，累及三军。”这句话，道尽了他内心的苦痛与无奈。他并非无能，而是不愿为了追求进度，牺牲华侨的利益，不愿看到海外华侨的心被寒；他并非搞地方主义，而是坚持因地制宜，结合广东的特殊情况开展工作，可在当时的氛围下，他只能选择妥协，选择揽下所有责任。

其实，叶剑英主政广东近三年，除了在土改工作上坚持因地制宜、保护华侨利益，还在其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。当时广东刚解放，残匪横行，叶剑英组织部队开展剿匪工作，迅速肃清了全省的残匪，稳定了社会秩序；他重视经济恢复，整顿市场、稳定物价，积极恢复工商业生产，保障了群众的基本生活；他大力推进橡胶垦殖事业，1951年初，中央成立华南垦殖局，叶剑英兼任局长，亲自带队深入粤西雷州半岛、海南岛等地考察橡胶种植条件，鼓励华侨和群众参与橡胶种植，为我国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据史料记载，叶剑英曾在徐闻县见到华侨林育仁种植的橡胶树，兴奋地表示：“有胶树存活，就说明不是禁区，粤西种胶大有可为”，并提出“一粒胶籽，一两黄金”的口号，强调橡胶种子的重要性，推动华南垦殖局制定了“先大陆后海南，先平原后丘陵，先机垦后人力”的橡胶垦殖方针，带动了广东农垦事业的起步。

可过度的劳累、工作的压力，再加上不公正的待遇和内心的委屈，让叶剑英的身体逐渐出现了问题。1952年8月中旬，叶剑英经常感到胸部疼痛，有时还会出现心律失常的情况，严重时甚至无法正常工作。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，十分重视，立即派专机将叶剑英接到北京，进行全面的治疗和休养。就这样，叶剑英离开了他主政近三年的广东，结束了自己在华南地区的工作历程。

叶剑英离开广东后，陶铸按照中央的指示，加快了广东的土改进度，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工作方式，迅速推进土地分配工作，到1952年底，广东基本完成了土改任务，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，让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陶铸的激进方式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华侨的利益，出现了一些错划阶级、伤害侨眷的情况，后来经过调整，才逐步得到纠正。

而叶剑英在北京休养期间，始终关注着广东的发展和华侨的情况，他多次向中央反映广东侨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保护华侨利益的建议，为广东侨务工作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后来，叶剑英重新回到重要领导岗位，继续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操劳，为我国的国防建设、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