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赵匡胤兵变时，后周无人反对他？柴荣在位时，军方三大佬三足鼎立——郭威女婿张永德（殿前都点检）、郭威外甥李重进（侍卫亲军统帅），俩人身世显赫还握重兵，柴荣怕他们篡权，特意提拔“第三方”赵匡胤当殿前都指挥使，让他居中制衡。
后周真正失控，不是在赵匡胤披上黄袍的那一刻，而是在柴荣去世后，朝廷再也找不到一个能压住禁军的人。显德六年，也就是公元959年，周世宗柴荣病逝。
柴荣不是普通皇帝，他会打仗，也能管将，禁军里那些骄兵悍将，愿意听他的。
可他一走，继位的柴宗训年纪太小，朝堂上有名分，却缺少能让军队服气的力量。后周的麻烦就在这里。
皇帝是孩子，太后缺少军中根基，宰相范质、王溥等人能处理政务，却调不动刀枪。五代时期，兵权比诏书更硬，这不是一句空话。
谁控制开封禁军，谁就握住了局面的脖子。张永德本来是个很关键的人。
他是郭威的女婿，资历厚，身份高，还做过殿前都点检。放在平时，这是一张护身符；可在幼主继位前后，这种身份也容易让皇帝起疑。
史书对此有记载，后人也有不少猜测，但结果很明确：张永德被调离最要害的禁军岗位，赵匡胤接了殿前都点检的位置。禁军最锋利的一把刀，就这样换到了赵匡胤手里。
这一换，影响极大。张永德不是没有名望，而是离开了最核心的位置。
兵变发生时，他没有直接掌握开封禁军，也没有足够快的反应条件。对一个武将来说，手里没兵，身份再高，也很难立刻扭转局势。
这一步很重要。政变最怕拖，最讲速度。
陈桥兵变发生在960年正月，赵匡胤带兵出京，随后在陈桥驿被拥立，再迅速回到开封。等远在地方的李重进确认消息时，京城大势已经变了。
开封城里最先起作用的，不是朝廷辩论，而是城门归谁管，禁军听谁的。石守信、王审琦等禁军将领与赵匡胤关系很深，他们在关键处站队，等于给兵变铺好了路。
这也是后周旧臣最无力的地方，有人心里未必服气，可想反对也要有人、要兵、要时间，赵匡胤没有给他们慢慢商议的机会，动作一环扣一环，把犹豫的人都逼到了“先保命、先保城”的位置上。韩通算是当时少数反应很快的人。
他想阻止局势变化，但还没来得及组织起有效力量，就被王彦升杀掉。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：并不是后周完全没有忠臣，而是能动手的人太少，能动手的窗口太短。
范质等文臣更尴尬。面对已经回城的禁军，他们没有独立兵力，太后和幼帝也无法亲自镇住军营。
若硬撑到底，开封很可能立刻流血。对他们来说，保住小皇帝性命和朝廷秩序，成了现实中的选择。
这并不是仁慈二字就能解释的，而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权力处理。刚建新朝时，最怕旧臣抱团，如果把所有人都逼到绝路，他们反而容易联合，赵匡胤给一部分人富贵和安全，就是把可能的对手分开。
李重进后来确实不甘心。宋朝建立后，他在淮南起兵，时间大约在960年秋天。
但那时局面已经不同了。赵匡胤已经完成受禅，建国号为宋，朝廷机构开始运转，禁军主力也掌握在手中。
李重进此时再反，已经不是在陈桥兵变当天抢时间，而是在新朝站稳后单独挑战中央。地方一镇对抗开封禁军，胜算本来就不大。
他失败后自焚身亡，后周最后一股有分量的军事反抗也随之结束。回头看，柴荣当年的安排并非没有道理。
他让张永德、李重进、赵匡胤之间互相牵制，本意是防止某一方坐大。可这种制衡有个前提：皇帝本人必须强。
柴荣在，三方都不敢乱动；柴荣不在，幼主压不住局面，制衡就变成了各自观望。赵匡胤正是抓住了这个空当。
他不是凭空冒出来的野心家，而是早已在禁军中经营多年的人。他跟随柴荣南征北战，有战功，有资历，也认识许多关键将领。
到陈桥兵变时，他身边已经不是一小撮人，而是一张能控制开封军事节奏的关系网。张永德没有在现场掌兵，李重进赶不回来，韩通来不及成事，文臣不敢把开封推向混乱。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可所有人的难处加在一起，正好成了赵匡胤的机会。陈桥兵变最值得人深思的地方，也正在这里。
后周不是没有人物，也不是没有旧势力。它输在关键时刻没有一个能统一指挥的人。柴荣留下的强军，本来是后周的根基；可当根基换了主人，它也就成了宋朝开国的台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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